人口增速放缓，打响“儿童保卫战”

评论君说

      促进生育，不是机械的“人口再生产”，不能异化成“催生”“逼生”，应以提升人的尊严和福祉为前提。

作者 ｜ 沈彬

昨天，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正式公布。数据显示，我国人口增速放缓，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.53%，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.04个百分点。此外，还要看到另一个现象，一些省份的14周岁以下的儿童人口比例低至10%左右。

这背后是近年来，很多年轻人结婚乃至生育意愿的走低。

要清醒认识到一个现实，人口出生率下降几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所谓“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”，100多年前，就有经济学家总结过从“高死亡率、高出生率”向“低死亡率、低出生率”的演变规律。对于人口增速的放缓，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明确表示，“这是工业化、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，也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。”

尊重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不代表宏观政策层面无可作为，相反，面对人口环境的切换，更需要国家在鼓励生育、激励养育、优化教育上积极作为。

首先，要突破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积累下的“少生”“限生”的巨大惯性，完成向鼓励生育的赛道切换。

要明白，中国的人口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，相关政策必须及时转弯调头，但是，个别地方的人口计生部门，还在从严执行过去的“老政策”，甚至还在“翻旧账”，补征个别夫妻前几年的超生欠款。有的再婚夫妻生育遭到干涉，因为之前婚姻当中的生育“指标”用完了，导致这些有生育意愿的再婚家庭不能合法生育。

还有不少针对育儿的优惠政策，还是默认“一对夫妻一个孩儿”，二娃、三娃没有份。比如一些亲子活动项目的优惠政策就是默认“一家三口”，还有的地方入学入园政策是“保老大，限老二”，无形之中，老二受到了歧视待遇。这些虽然是点点滴滴的细节，却考验着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成色。

2015年全面放开二娃至今，已有6年时间，甚至国家部委的名字中已经没有“计生”二字了，但是一些地方部门还没有摆脱“惯性”，还在把政策措施向“限生”上靠。

其次，在人口增速放缓的情形之下，应该加强教育供给，通过提升人力资本，发掘“第二次人口红利期”。

有学者提出“第二次人口红利期”的概念，传统“人口红利”强调的是劳动供给，是人口数量的累积，而“第二次人口红利期”则更强调人口的质量。“最重要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，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要靠人力资本的提升”，这就体现在提高劳动者技能、提升劳动者的教育水平。所以，发掘“第二次人口红利期”的根本还是提升人口素质、提升教育水平。

而养育子女成本过高是家庭不愿多生的重要原因，所以，提升人口素质，还是需要国家来分摊家庭的养儿成本，打破既有制度的障碍。关于延长婚育假、提供托育公共供给等鼓励育儿措施，之前已经有很多讨论。但是，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，改善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，也是其中应有之义。

儿童未能随同迁移，即为留守儿童，留守状态无法让儿童与双亲同住。研究已经显示，儿童与父母分离的社会成本比较高，缺乏父母关爱、隔代抚养、过早的寄宿制，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生活，既是很多留守儿童个体的成长阴影，也是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。基于鼓励生育、减轻育儿成本，留守儿童问题也应该被纳入人口政策的通盘考量中。

要打造一个“生育友好型”的社会，而且要打造一个“儿童成长友好型”的社会，让孩子成长得到更多的公共服务的帮助，从产检到优生优育，解决托幼困难、入学困难，推动高中教育、高等教育的公平供给，都是应该直面的问题。希望所有社会成员明白“孩子的宝贵”。

此外，促进生育，还是应该体现在“以人为本”之上，这不是机械的“人口再生产”，不能异化成“催生”“逼生”，相关的政策应该以人的意愿为出发点，因为“人是目的，不是手段”，所以人口政策都应以提升人的尊严和福祉作为前提，要避免激进的“激励”政策造成逆反心理。

人口增速放缓，打响“儿童保卫战”正当其时。

※ 编辑｜沈关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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